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职教体系构建
发布者: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3-03-22 来源:转载 浏览:236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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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职教体系构建


黄炎培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其产生于100多年前的职业教育思想既站在了世界前沿,又根植于中华大地。正是由于黄炎培先生较早地认识到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触及了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律,其职业教育思想对我国一个多世纪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以“大职业教育主义”为精髓,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与整个产业界和教育界相联系,这与目前我国所提倡的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在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职业院校新生缺乏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基础、行业企业参与度不够仍是两大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深入认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对于构建产教融合、育训结合、普职融通、多级贯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教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

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和跨界性。在教育主体、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培养对象等方面,职业教育都具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特征,体现出与社会诸方面的广泛联系。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他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也就是说,办职业教育必须沟通与整个教育界和职业界的联系,参与全社会的活动,更多地探寻与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这是国内对于职业教育跨界性最早、最深入、最全面的论述。通过与近40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范围的全面性

教育是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工业化大潮的推动下,教育服务产业和职业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要求。黄炎培先生将职业教育的宗旨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倡导一种广义的职业教育观。他认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黄炎培先生以敏锐的视角对职业教育和实业教育进行了区分,认为“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只是狭义的职业教育,而整个教育都应该是职业教育。“职业训练,职业学校所有事也。职业陶冶则非仅职业学校所有事,而一般小学校所有事也。”这一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职业教育与教育的关系,对于建设现代职教体系和技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黄炎培先生所讲的“职业陶冶”近似于今天所讲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培养学生职业精神、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应该在中小学阶段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和劳动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目的。

(二)职业教育目标的社会性

在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上,黄炎培并不是仅仅注重个人的职业发展,而是强调全社会的“共同之大目标”,将职业学习者的职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他将职业教育目的概括为四个方面:“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黄炎培先生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观察职业发展目标,将个人发展放在国家和世界的社会大系统中来分析,这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思想是非常吻合的。由此可以看出,黄炎培先生是一位兼具政治家素质的教育家,在职业教育领域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卓识。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职业教育改革中,在培养目标上一直存在模糊不清、左右摇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表现:一是过于强调学生的一技之长,将职业教育等同于技能培训;二是过于强调社会发展需要,将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三是过于强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未将区域发展放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割裂了区域之间的协作关系。以上这些表现都忽略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由此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深邃之处。

(三)职业教育内容的开放性

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动必须与社会联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凡是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职业学校都可以参加。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职业学校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认为,职业学校不仅要组织好内部的教育活动,“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情,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办职业学校,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合;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这里黄炎培先生是站在职业学校的角度来观察职业教育的,分析了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活动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这一点与我国当前提倡的产教融合、普职融通高度一致。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分离的现象较为严重,职业学校与企业处于两个子系统中,一方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够,另一方面职业学校具有明显的关门办学倾向。基于此,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职业教育跨界性要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对于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关系,黄炎培先生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职业教育还有一条康庄大道,就是职业补习教育……苟有职业,无处不可举办,也无处不当举办。”将职业培训融入职业教育,使得职业教育内容具有了更强的开放性和针对性。

(四)职业教育过程的系统性

黄炎培先生强调,不仅学校要参与社会活动,职业界也要参与职业教育的全过程。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材编写、课程实施等方面,职业界的参与会起到重要作用。他指出:“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这里黄炎培先生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职业教育的双主体性。从近年来我国开展的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他还从产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出发,明确提出了建立产教联合体的思路。例如,对于职业学校实习所用设备,他认为利用产业界“固有的环境”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农,利用农村天然的景物;工、商,利用工业或商业较繁盛地方的现成环境。如果说吾这边没有什么繁盛的工业区、商业区,那是本来不配办大规模的工商科职业学校的”⑨。这与当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思路可谓异曲同工。

(五)职业教育对象的复杂性

黄炎培先生提倡职业教育,首要的出发点就是解决“个人谋生”问题。黄炎培先生头脑中的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大众教育类型。他提倡通过举办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机构,开展丰富的职业教育活动,使各个人群、各个阶层,包括特殊人群都能享受到职业教育。例如,1924年,考虑到军阀混战结束之后将有大批士兵退役,他就提出开展面向退役军人的职业教育;考虑到清室优待条件修改之后八旗子弟的生活问题,他就提出开办“清室旗人职业教育”⑩。20世纪3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工作开始由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均深受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座理论宝库。黄炎培先生对于职业教育的考察,既有我国民族传统中整体性观察的特点,也吸取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黄炎培先生曾两度赴美进行职业教育考察,在国内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正是基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使得他的职业教育理论具备了前瞻性、科学性和可继承性,为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引导。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现代职教体系构建的现实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产业数字化转型使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种新的环境,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虽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电子计算机尚未出现,更没有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技术环境,但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实践来看,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一)促进普职融通全面开展
普职融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职学校毕业生能够升入普通高校,构建起职业教育发展的“立交桥”,更重要的是拓宽基础教育对接职业教育的通道,提高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方针。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教育,都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两种相互联系的属性,这是普职融通的科学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基础教育提供合格生源。目前,职业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基础教育;许多高职院校招生分数线降到了满分的30%以下,有的省份最低分数线只有130分,表明部分中小学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为了一切学生”的教育理念,未能给职业教育奠定相应的学习基础。在“高考指挥棒”下,我国基础教育的工作重点是为普通高等教育服务,而不是为职业教育服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我国不仅需要一批科学家和设计工程师,也需要数以亿计的现场工程师、工艺创新型高技能人才。这些一线人才既需要具备高超的技术技能,也需要具有良好的学问基础和理论常识。显而易见,目前的基础教育在学问教育和技能教育方面都未夯实“职业人才基础”,未能充分发挥出职业启蒙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小学、初中、普通高中的劳动教育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目的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技能水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和良好的劳动习惯,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定向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小学的劳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可以帮助青少年儿童端正学习目的,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训练必要的劳动技能,养成手脑并用的生活习惯,逐步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理想。为了使基础教育目标更加全面,政府应推动基础教育评价机制改革,鼓励职业院校参与基础教育评价。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普通高等教育。正如黄炎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教育都具有职业属性,只是职业常识和职业能力的时效性和空间性有所不同。作为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所针对的是某一产业、某一行业、某一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近期需要,以保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而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科学型、工程型专门人才,所学专业常识具有长效性,毕业生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就业范围具有更强的可选择性。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同属于专业教育,这是职业院校毕业生转入普通高等教育的科学基础。拓宽职业院校毕业生转入普通高校的渠道,不仅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也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国际上也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可以说,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融通,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条件下“发达职业教育”的具体举措。

(二)促进产教融合深度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一个具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门类的国家,也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这一特点,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资源,对企业的人员、设备和管理制度进行教育化改造,全面沟通职业院校与企业的联系,实现两个主体合理分工、协同育人。实行封闭办学,试图在职业院校内部配置教学需要的一切资源,就违背了老一辈教育家们经过艰苦探索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需要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建立起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和财税制度,实现企业运行规律与职业教育规律的紧密结合;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结合,完善企业人员为职业院校兼职工作的机制,使企业的部分人员成为能够完成生产和教学两种职能的“双师型”人才。

黄炎培先生提倡职业教育应具有开放性,目的是沟通与外部环境的各种联系,打破封闭办学的禁锢。职业教育不仅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还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与社会的融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已经步入老龄社会,目前已有60岁以上老人2.6亿人,65岁以上老人1.9亿人;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5亿以上。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工业化提供技术技能人才,也要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大批的高素质服务人才。20世纪30年代黄炎培先生就对“家事学校”有过相关论述,认为应该一步一步地实地练习,由易而难,由简而繁。而一部分时间在校授课,必须与实习相联络,使他们知与行双方并进。我国职业院校的老年服务专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招生较为困难,如何实现人工服务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尚在探索之中。要提高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必须实现服务制造业与服务民生福祉并重,将老年服务专业建设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重大措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实现由“产教融合”向“社教融合”的转变。

(三)促进职业教育对象结构完善

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教育系统内部,而且大部分为学问基础不良的中学毕业生。这种生源结构不仅使得职业教育沦为了“二流教育”,而且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严重脱节,导致企业高技能人才长期短缺。特别是对于急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养老服务等行业而言,现有的职业教育模式几乎束手无策。为了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应发扬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辈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从教育对象着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职业教育对象结构,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对象。从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应该由职前教育为主转为职前教育与继续教育并重。
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可靠保证。目前的职业教育效果评价主要在职业教育系统内部进行,为了体现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应该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下,对中小学、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企业的职业教育功能实现程度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引导下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相关建议

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应该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明确重点教育对象和基本教育主体,谨防出现职业教育改革的“内卷化”现象。具体来看,应该在继承和发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一)构建育训并重的职业教育模式

在我国的现代职教体系和技能型社会构建中,学校学历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职业培训更加具有广泛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既是职业教育的固有特征,也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技能型人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新增技能人才,主要由职业院校培养;二是现有技能人才,需要通过终身职业培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我国现有1万多所职业院校,每年毕业生800万人以上,是新增技能人才的主渠道;现有7.7亿就业人口,其中未曾接受过系统化职业培训的低技能农民工达到2亿左右。在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企业技能人才短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职业补习教育”,“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使得这些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得到提升,直接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技能型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解决我国制造业技能人才短缺的一项主要措施。我国要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需调整生源结构,将农民工技能提升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国家应在“十四五”期间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在改善职业院校生源结构的同时,重点在地级市布局一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全面完成新生代农民工轮训任务。一些举办学历教育出现困难的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将学校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教育机构。适应产业数字化的需要,农民工培训内容应及时更新,不断吸取产业发展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常识,编写出具有我国特点的农民工培训教材,并配套开发公益性培训资源平台,实现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精准服务。同时,为适应农民工培训的大规模开展,国家应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培训师队伍。

(二)创新产教融合的双主体办学模式

沟通与产业界的联系,体现出职业教育的跨界性,是黄炎培大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特征。当代学徒制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基本主体。构建中国特色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的校企职能分工,促进职业院校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同步建设与职业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基础。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充分发挥企业生产性资源的教育功能,不仅是国际职业教育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企业作为实践教学的主要场所,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节省国家财力,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培养学习者的工匠精神和职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为了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加速发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应该尽快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探索将“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企业职工培训,或者对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减免教育费附加;还应根据我国现代职业教育规模大、要求高、起步晚的特点,充分吸取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公共实训基地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建设,形成虚实结合的教育培训环境,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树立一个典范。也可以说,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应成为中国学徒制的最大特色。为了创新中国特色学徒制的长效运行机制,需要建设一大批产教融合联盟、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服务中心等具有协调服务功能的社会化中介组织,使之成为政府统筹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载体,成为学徒制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完善普职融通的教育发展机制

国家应将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推动“职业陶冶”成为“一般小学校所有事也”。学生选择在职业院校学习成为“无奈之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者不了解自身职业性向和职业工作发展趋势。为使基础教育能够担负起职业启蒙教育的职能,为职业教育打下必要的基础,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重点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树立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形象,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创造良好环境。建立严格的顶岗实习协议审核备案制度,杜绝损害顶岗实习学生权益事件发生;注重实习效果而不是实习形式,在实习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允许职业院校适当减少实习时间。第二,在师范大学开设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建立一支以中小学专职教师为主体,以职业院校教师为补充,专兼结合、职责清晰、素质优良的职业启蒙教师队伍,建立中小学与职业院校合作机制,保证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运行。第三,开发职业启蒙教育使用的优质教材和公共教学平台,并充分体现地方经济特色,为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第四,将学校职业启蒙教育与家庭职业启蒙教育相结合,通过家庭教育创设职业启蒙的良好环境和教育基础,通过学校教育保证职业启蒙教育的基本目标。第五,建立科学的职业启蒙教育评价制度,合理设计职业启蒙教育评价指标,将职业院校新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成熟程度作为职业启蒙教育效果的基本依据。此外,中小学应该将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紧密结合,以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目的,以劳动教育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

(四)全面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高质量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关键是建设一支“热爱职教、校企互聘、数量充足、符合标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当前,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存在教学设计能力和技术实践能力不足这两大基本问题,同时具有企业工作经历和教育学背景的教师凤毛麟角,而且还缺乏明确的、稳定的、有效的培养途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需要重点采取几项基本措施:一是实施职业教育师资“倍增计划”,大幅扩大职教师资队伍规模,使得职业院校生师比更加符合职教特点,满足行动导向教学组织形式改革和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需要。保守估算,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教师数量需要达到300万人以上,企业教师(培训师)需要达到200万人以上。二是制定职业教育教师标准,明确各级职业院校教师和企业实践引导教师的基本职责和能力标准,减少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引导实习和企业人员到职业院校传授理论的现象,推进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三是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含企业培训师学院),重点培养数字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为职业院校和企业培养一批新型教师。我国应该继承黄炎培等老一辈职业教育工编辑的科学精神,全面考察和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做法,整体设计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重点强化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与企业实践引导教师的新技术应用和培训能力。由于职业教育资源具有先进性、稀缺性和复合性,国家应该以促进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提升为目标,建立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形成基本培养途径,力争用3~5年的时间使得具备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和必备职业教育常识的双师素质教师占到50%以上。

总之,职业教育应通过促进人的职业发展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又依赖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教体系的过程中,继承和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现实必要性。各相关主体要多元协同、多措并举,共同致力于加快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职教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来源:职业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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